当然，指出这些不同不是为了证否两者同一性的命题，这就正如民法学家与刑法学家也有很多不同，但考虑到他们在思维模式上的基本一致性，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将他们同时归诸法学家这一上位概念之下。

covenants排斥双方都可能接受的依合同法原则解决纠纷的方式，甚至为了达到特定结果，可能采用如推定驱逐（constructive eviction）的特别推定。F·H·劳森：《财产法导论》,1958年版，第6页。

我们的私人信托主要应用于家庭财产分配，而大陆法系中的强制继承制度大大削弱了其重要性。用益权（usufrutto）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终生地产权，{21}出让用益权的所有权人拥有和我们的期满回复权（reversion）相似的内涵。简言之，所有权理论下，不允许自由创设（权益），而保有制度下却积极鼓励。这些持有土地的少数人依次再将持有的土地按照封建制分配给更多的阶层。即使有人能构建出一些更优的制度选择，但因新制度的出现必将使一些意大利法中古老而基本的概念被从法律体系中剥离出去，如不可分割所有权等，这关乎重大，任何人作出这种决策之前都将思虑良久。

public corporation or public institution可能是最相近的意思。{61}限定私益不可撤销信托的期间的规定见A. Scott, Trusts § 62. 10. {62}波妮卡屯。学科之间的知识断裂和理论盲区的存在，不可能不造成了制度设计的诸多缺陷。

部门法学   部门法哲学是当前世界法学的前沿和最具发展前景的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因而部门法哲学一经提出便得到法学界的普遍肯定。当然，首要的还是拆除部门法学与法哲学的学科壁垒，通过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要让法哲学下得来，部门法学上得去。如此推理，结论每与中国的实践相背离也就不足为怪。[3]部门法哲学这一提法应该出现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从可以检索的来源来看，谢晖教授的《部门法法哲学的成长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载谢晖：《法的思辨与实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一文，已把部门法哲学作为一个专业的学术概念加以使用。

问题的设定也就从建构性转向了颠覆性的。诚然，市场经济已经把中国带人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西方现代的法律制度对于同样处于市场经济状况下的中国社会具有某种普适性。

那么，提出部门法哲学这一概念的意义是什么？从法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部门法哲学的提出首要地就是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法学学科整合和创新法学研究。因此，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不仅要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弘扬实证精神，更重要的是在民事法律、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学科的研究中引入反思的思维维度，面向中国和世界的法律实践，对来自西方的法律模式和法律思想展开理论反思。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一至关重要的法律领域，在大陆法系的传统法学理论中却是理论的一个盲区。这既是专业划界所必需，也应该是这一领域的一种基本共识。

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司法实践中解释和适用这一条款所需知识范围，但是这些问题却是刑法哲学选题的一些常见的切入点。[5]科学是建构性思维的代表，其特点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观察、试验、材料分析和推理等认识方法，认识对象的一般规律，借助于符号化的手段（概念等）形成所谓的知识。传统法哲学，以大陆法系的哲理法学派为代表，其理论源于一个非实证的前提，即抽象的法律。缺少了前者就不是法哲学，缺少后者就不再是部门法的，合二为一，才是部门法的法哲学。

所以，部门法哲学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而完全是当代的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已有研究的归纳、概括而做出的一个新的命名。问题不同，研究的线索和结论自然也不同。

如此重要的法律原本应该是宪法学、行政法学与诉讼法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核心地带，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当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部门法哲学的专业研究，还须依托法哲学对于作为整体的法律的理论把握，并在二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

第二种观点把握了部门法哲学研究对象的实证性，部门法哲学不是玄学，不是空洞的思辨，而是以特定法律部门作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化的法学研究，决非简单套弄一下哲学的或是法哲学大而无当的概念和命题即能演绎出来的。部门法这一提法虽然时常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但毕竟在中国大陆已是约定俗成。实际上，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其中就既有部门法学跨法哲学的交叉研究，也存在法哲学跨部门法学的交叉研究。  【注释】 [1]部门法哲学是词新，义新，但是所指的研究并不新。其实就该词的中文含义，相当于英文的branches of law，直接译成中文，即法律的分支，或可作为界定部门法或法律部门习惯用语的一个参考。什么是部门法哲学？这个问题至今无解，原因不仅在于所涉元理论研究的艰深，更在于这一语词造成的迷惑。

大陆法系的做法则是将程序与实体法律分门别类进行编纂，于是形成了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含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部门，在这些法律部门之上再设置相关的部门法学，从而导致过度的学术分科，造成学科之间的知识断裂。然而中国法学界过度依赖西方的制度资源和学术资源，以至于学界至今仍不同程度地保持着这样一种推理模式进行所谓的学术思考：即面对一个法律的实践问题或理论问题时，总是日本如何、法国如何、德国如何、……，然后，我国应该如何。

角度不同，所以问题不同。法哲学中的权利范畴对应的部门法哲学范畴均是具体的权利：诉权、被告人的权利、公正审判权、听证权、选举权、投票权、知情权等等。

当然，法哲学要真正地对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起到支撑的作用，面对中国和世界法律实践，关注法律的价值前设和价值取向，关注法律的体系结构及其功能，关注司法情境下的法律适用及其制度意义、等等，反思和超越其传统的理论框架，超越教条化，才能为当代中国的部门法学研究的深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所以，在不妨碍部门法学科把××法哲学列为其研究方向的前提下，把部门法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到法哲学，作为法哲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恰恰可以借助于法哲学面向整个法学学科宽阔的理论平台，整合部门法哲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和推动部门法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成果分散于法哲学和部门法学的各科当中。但是，反思并非部门法学先天的思维特质，反思的理论视角决定了部门法哲学与部门法学所研讨的问题的区别。相对于实践中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我们的法学理论已不仅仅是盲区，常常是盲区+过时形成的大片理论空白。但是，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与东方社会存在着诸多的不同，诞生于西方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法律概念和规则模式，并不一定体现中国人的观念和行文取向。

从交叉学科的角度来界定部门法哲学，这是第三种观点相对于前两种观点实现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部门法哲学，作为中国学者对于这一领域已有研究的概括和命名，是对这一领域的刑法哲学、民法哲学（其下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财产权法哲学、知识产权法哲学、人格权法哲学、侵权法哲学、合同或契约法哲学、婚姻家庭法哲学，等等）、行政法哲学、诉讼与司法哲学、宪法哲学（还可细分出人权法哲学等）、经济法哲学、商法哲学（其下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公司法哲学、证券法哲学，等等）、国际法哲学，等等所有部门法学与法哲学之间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的一个总称。

譬如，现代法哲学中的程序范畴，对应的部门法哲学的范畴都来自具体法律程序类型：立法程序、司法与诉讼程序、行政法律程序等。部门法学重在建构一种知识，部门法哲学则是从反思的角度切人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研究。

理论视角上的差别决定了部门法哲学与部门法学面对同一法律现象，探讨的却是截然不同的问题。部门法哲学的范畴一般是法哲学范畴的下位概念。

部门法学一旦以反思的视角切入问题的研究，按照严谨的学术要求，其研究的出发点就从一种确定性的法律知识的建构，转向对部门法及其理论支撑的质疑和批判。实体法学科全然忽略程序规则在实体法律解释和适用过程中可能发挥的影响，想当然地认为按照三段论的推理模式，实体的法律规则会不折不扣自动地得到适用。那么，有关部门法哲学是一个中间学科的主张，就不能成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说明，相对于已经较为成熟的部门法学而言，部门法哲学还远没有形成自己的专业槽[6]。

法哲学虽视角上有优势，但是缺少对法律的关注。作为跨学科的交叉研究，部门法哲学的选题和研究基本上是开放的，这一领域中的各项代表性的成果，在研究的对象、选题、视角、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

法哲学中的责任范畴对应的部门法哲学的范畴都来自于具体的法律责任类型：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等。事实上，现实主义以及经济分析学派的许多著述都可以看作为这一研究的代表。

所以，绝对不能认为法哲学的范畴涵盖了部门法哲学的范畴体系，或是简单粗暴地以法哲学的基本范畴取代部门法哲学的研究。部门法哲学拥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设问方式以及自身特殊的范畴体系。